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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恨汪是个汉奸。

怒其连当汉奸都不彻底。

汪精卫的生命拥有极其矛盾的年少和暮年,

而让他一直"吃亏"的是他从小习得的文人气节和他所追求的革命理念。

 

他畏惧过死亡吗?

他主动提出参与刺杀摄政王以表明革命党人的决心,以同归的方式,之后又失败入狱。

年少时也写道,

"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

"引刀一时快,不负少年头。"

对于他,更艰难地是苟且的活吧。

 

生后,他将自己葬于中山陵旁梅花山,竭尽一生都在追崇孙的革命党人理想而无及。其夫人陈璧君在其墓葬土里混入五吨的碎钢铁块,可能他早已知晓会落到尸首无存的结局。蒋用炸药毁掉他的陵墓后,棺木内没有随葬,他着文官礼服,身披青天白日旗,仅胸前口袋里的留有一张字条:"魂兮归来"。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他的文人特质,自尊又自卑。

他追求的革命理念,软弱如游丝。

 

他将自己极其宝贵的两样东西作为赌注,压在可能性极小的赌局上。

青年时他拿生命作资本,暮年他拿的是名节。

前者为的是革命党人推翻封建王朝的决心,后者是为着什么。

前者让他被捕入狱有被杀之险,后者让他背上被后世称之汉奸的骂名。

 

他的个性是有缺陷的。

就如自己给自己笔名一般,精卫,精卫怎么可能能填平海呢。

他不足以拥有伟人的特质,却站上了政治的高台。怜悯他,不过因为他和你我一样只是普通人。

有人说,他年少和暮年极大反差,是因为他变了,经历了20年的政治战场怎么不会改变。而我却以为,他一直没有变,他的晚年和年少一样,飞蛾扑火般追求他的理想,至少理想在他这里,没被现实摧残,或许还得到了完整吧。


季羡林评价他是“晚节不保”。

也如抗战那位老人所说,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没什么好辩白的。


历史大观,不能也不会以个人动机去评判投降事件,不可用私德去衡量一个人在洪流中做出改变局势的选择。

我们不去争辩他只是站错了队伍,有人会喊一声大哥有人亲了美国,他是否只是选择了失败的那支队伍。

我们也不去讨论蒋是否和他说过,是什么时候说过,“抗战易,和日难。”

也不去想汪是否讲到“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不去纠结他的初心或者是否真的考虑了“两个战胜国”这一打算。

我们不去计较他无兵无权何来卖国。

不去深究他是否为日统区的百姓谋一份安生,还是只做到微乎其微。

不去分析利弊,他让多大一半军官放弃抗日决心。


我偶尔也想,如果他能早死,他只要早死五年。

但历史哪来那些如果。


他是汉奸,但他不一定是个坏人,他也是有道德的,他的道德和现实之间阻力太大。

或许,他是没有让理想屈服现实的那一部分人,他也是被理想摧毁的那一个人。

说他太悲观了,而哪个汉奸不是没有那份信心呢。

他对不住的是民族和人民。他丢掉国家大义的那一刻,就应该承受得住公知的讨伐。

没有人会为这样一个人辩解,他站在太多利益鸿沟之间,他太过矛盾。

他,是个悲剧的人物


 李宗仁说,

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汪也是会自我抑制。

 陈寅恪先生挽汪,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胡适作为他的友人,在1944年得知他的死讯后写道: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



另外,很多人批陈,她与汪之间不过是权利的控制欲罢了。

她在法庭上做出“汪先生何曾卖国”的辩白,只是妇人之心诡辩之谈。

我以为,的确不相信两人的爱情能从青年到老年,

但即便在她弥留之际,都保全了她与汪先生的理想。

爱情毁灭了,但理想一直共存着。

是啊,如果汪结婚对象不是陈璧君,或许他能活的长久,活得坦荡。

汪与陈结合,不过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的碰撞与毁灭罢了。

我想,汪还是何其有幸得其陈。


说白了,我就是来洗地的。

我问自己,他是汉奸吗,无疑。他叛国了吗,存疑。他卖国了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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